“姓名？出生日期？”
护士的声音隔着口罩传来，有些模糊。
王秀英捏着户口本的手指紧了紧，指节泛白。“陈小川，2010年3月18日。”她答得极快，像背诵过千百遍。
“监护人出示一下身份证。”
王秀英从旧帆布包里掏出自己的身份证，递过去，塑料卡片的边缘已经磨损，护士接过，在系统里输入信息，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蓝幽幽的。
忽然，护士敲击键盘的手指停住了，她微微蹙眉，视线在屏幕和王秀英之间游移了一下。
“系统里……这孩子八年前，好像已经打过同类疫苗的记录。”护士的声音压低了些，带着职业性的困惑，“2016年，在邻省的江州市，您是不是记错了？”
空气凝固了。
接种室嘈杂的背景音——孩子的哭闹、家长的安抚、广播的叫号声——瞬间潮水般退去，王秀英只听见自己脑子里“嗡”的一声长鸣，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
2016年，江州市。
那是儿子陈小川失踪的第二年，户口本上这个叫“陈小川”的孩子，自2015年夏天在县城庙会被人流冲散后，就再也没有回家，那一年，他刚满五岁，穿着她手缝的蓝色海魂衫。

王秀英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接过护士递回的证件，又是怎么拖着两条灌铅般的腿走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八年来，她第一次没有在听到“没有消息”后陷入更深的绝望，而是被一个“存在过”的记录，钉在了滚烫的希望与刺骨的寒意交织的刑架上。
她回到家——那间自从孩子失踪后就再未有过真正生气的屋子，墙壁上还贴着认尸公告的胶痕，丈夫在三年前不堪重负与无休止的相互怨怼，选择了离开，只有小川逐年放大的照片，从五岁“长”到十三岁，那是她用电脑软件合成的，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沉默地注视着一切。
她颤抖着，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却几乎从未带来过好消息的号码。
“喂，李警官吗？我是王秀英，小川他……系统里，有他2016年在江州打疫苗的记录。”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一声沉重的吸气。“王大姐，您确定？信息准确吗？这……这不可能啊。”
是啊，不可能，过去八年，所有可能的线索都被证明是徒劳：模糊的监控影像里相似的背影，热心人提供的异地目击信息，乃至几具令她魂飞魄散的孩童遗骸辨认……最终都归于沉寂，官方系统里，她的儿子陈小川，始终是“失踪”状态，一个悬在虚空中的名字，一个在公安内部系统里都查不到流动轨迹的名字，怎么可能在另一个省的公共卫生系统里，留下如此具体、如此日常的印记？
除非……
除非那个带走他的人，用他的真实身份，在某个地方，像对待一个普通孩子一样，带他去接种了疫苗。
这个念头让她浑身战栗，是拐卖吗？可若是常见的拐卖，人贩子怎会冒险保留孩子的真实姓名与出生日期？他们巴不得抹去一切过往，难道……是某种更复杂、更难以言说的情形？一个或许知道孩子来历，甚至可能认识他们家庭的人？
李警官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王大姐，您先别急，也别声张，这情况太特殊了，我们需要立刻协调江州那边，核查这条记录的详细信息：具体接种单位、经办人、陪同人……这可能是八年来最重要的突破口，您……保重身体，等我们消息。”
电话挂断了，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王秀英走到儿子的照片前，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那张虚幻的、属于十三岁少年的脸庞，照片上的眼睛，还是五岁时那双清澈懵懂的眼睛。
“小川，”她喃喃自语，声音干涩，“…如果你真的在某个地方，用着妈妈给你的名字，长大了……打疫苗的时候，你会哭吗？会有人给你买糖吃，哄着你吗？”
她忽然想起，小川小时候最怕打针，每次都要她紧紧搂在怀里，答应给他买最喜欢的变形金刚贴纸，才能抽抽噎噎地完成接种，2016年，在陌生的江州，那个带他去打针的人，会用什么方式安抚他？那个瞬间，他会不会依稀想起，很久以前，另一个怀抱的温度和承诺？
这条冰冷的、来自数字世界的记录，第一次如此残忍又如此具体地，为她勾勒出儿子失踪后的人生切面：他可能活着，在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经历着成长的日常，疫苗记录，这种代表社会规训、健康管理与身份确认的符号，竟成了连接断裂时空的诡异桥梁，它证明的不仅仅是“存在”，更是一种被纳入某种秩序下的“生存”。
希望不再是渺茫的幻想，它有了一个确切的坐标和日期，可这希望，为何比绝望更让人恐惧？它意味着，小川的“消失”并非落入黑洞，而是进入了另一条她无法触及的人生轨道，这八年，他如何度过？是谁陪在他身边？他是否……还记得这个家？
王秀英瘫坐在椅子上，目光空洞，她意识到，自己追索的不再仅仅是一个失踪的孩子，而是一个被时间、被未知力量重塑了的、陌生的少年，找到他，或许才是真正难题的开始。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每一盏光下，似乎都藏着无数个家庭的日常，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离散与秘密。
她握紧了手机，屏幕暗了又亮，没有新的来电，等待，又一次开始了，但这一次的等待，浸泡在由一串疫苗记录引发的、惊涛骇浪般的未知之中，那条记录像一把钥匙，插入锈蚀了八年的锁孔，她听见了转动的声音，却不知道即将打开的,是怎样的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