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一则简短通报震动网络：“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舒兰市各个水库、主要河流水位开始回落，保持平稳，8月6日，舒兰市抗洪抢险指挥部决定：本轮强降雨道路抢修、人员安置等相关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自8月6日22时起，解除全市防汛抗旱应急响应，防汛战时状态自动解除。”

“战时状态”——这个在舒兰防汛工作中被反复提及的词汇，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远超灾情本身的涟漪，它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基层治理在极端压力下的应急逻辑、话语变迁与公众认知的微妙变化。

从词源上追溯,“战时状态”本是一个严格的法律与政治概念，指国家在遭受武装攻击或面临紧迫威胁时，由最高权力机关宣布进入的特殊状态，常伴随军事管制、权利克减等非常措施，然而近年来，这个充满硝烟味的词汇，悄然从国防领域“溢出”，频繁现身于抗疫、抗洪、重大活动保障等非军事应急场景，舒兰防汛并非孤例，此前武汉、西安等地抗疫中，“战时状态”“战时机制”的表述已屡见不鲜。

这一话语迁移的背后,是基层治理面对超常规挑战时，对“最高动员等级”象征符号的急切借用，宣布“战时状态”，意在瞬间打破科层制常规节奏，释放几重强烈信号：一是严峻性，将事件定性为“生死存亡”级别的危机，不容任何懈怠；二是集权性，要求权力高度集中，指令垂直下达，减少协商与博弈；三是紧迫性，强调时间维度上的刻不容缓，一切为应急让路；四是动员性，呼吁全社会像战争年代那样无条件支持与奉献，在舒兰，这意味着资源调集优先级达到顶峰，行政壁垒被暂时打破，社会力量被广泛发动，其带来的超高效率，在抢修道路、转移群众等关键任务中得到了体现。

当“战时”从特殊变为“常态”，其象征效力是否在悄然稀释？公众对“狼来了”式的修辞是否会逐渐麻木？更深层的忧虑在于，这种“泛战时化”的治理思维，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隐性代价。

它可能模糊了不同性质危机的应对边界，洪涝灾害与真实战争在威胁本质、应对逻辑、权利限制范围上截然不同，简单套用“战时”框架，可能导致应对措施“过刚”，忽视灾后重建、心理疏导、民生保障等需要细致、弹性与温度的工作。

它可能强化了“重应急、轻常态”的治理惯性。“战时”的高光过后，容易留下治理洼地，如何将“战时”凝聚的共识与力量，转化为日常风险预防、基础设施加固、应急体系完善的持久动力，是比宣布状态更艰巨的课题，舒兰水退之后，对城乡防洪排涝系统的彻底反思与重建，才是真正的考验。

它可能挤压了社会多元参与与协商的空间。“战时”强调统一指挥与绝对服从，这在紧急关头是必要的，但若形成路径依赖，可能弱化常态下政府与社会、市场平等沟通、协同治理的能力，也不利于培育成熟、理性的公民参与精神。

舒兰解除“战时状态”，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却是一个更深层次思考的开始，我们肯定其在危急关头凝聚力量、提升效率的积极作用，但也需警惕其可能带来的概念泛化、思维僵化与审美疲劳，现代国家的治理韧性，不仅体现在“战时”的雷霆万钧，更蕴含于“平时”的制度完善、风险预控与社会培育之中。

真正的“治本”之策，或许不在于一次次启动象征性的“战时”开关，而在于构建一个权责清晰、反应灵敏、富有弹性、包容参与的常态化应急治理体系，让“安全”建立在扎实的日常之上，而非寄托于非常态的“战时”动员，当“战时”真正复归其原本的、稀有的严肃含义时，或许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在科学化、法治化与精细化的道路上，迈向了更成熟的阶段，舒兰的经历，应成为这样一面镜子，照见效率，也映出未来亟待填补的沟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