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口那棵老槐树下,尹老太太总在午后出现，一张小竹凳，一个褪色的针线筐，筐里是些红的、黑的、灰的线团，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铜剪刀，她并不常做针线，更多时候，只是坐着，看巷子里的人来人往，看日影从东墙慢慢爬到西墙，她的存在，像墙角一块被岁月磨圆了的石头，安静，几乎不引人注意，直到有一天，巷子里最顽劣的孩子，小军，在追逐中扯破了书包带子，哭丧着脸经过她面前。

尹老太太叫住了他,没有多余的话，只让他把书包拿来，她从筐里挑出一截深蓝色的粗线，对着光，眯起眼，将线头捻得又细又尖，然后稳稳地穿过针鼻，那动作缓慢，却有一种奇异的笃定，破口在她枯瘦的指间被仔细对齐，针尖刺入，引出，再刺入，线迹细密匀称，像一种沉默的语言，她低下头，用牙齿轻轻咬断线头，把书包递回去，小军发现，那修补过的地方，竟比原先的布料还要结实平整些，他愣愣地道了谢，尹老太太只摆摆手，脸上是那种惯常的、看不出悲喜的平静。

这平静,后来成了整条巷子心照不宣的依赖，张家媳妇扣子崩了，李家孙子裤脚开了线，王爷爷的旧马甲脱了线……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槐树下的尹老太太，她似乎什么都能补，补撕裂的帆布，补磨薄的袖口，甚至补一只绽了线的旧皮球，她补东西时，周遭的空气会沉静下来，只有针线穿过布帛的、极轻微的“沙沙”声，那声音让人心安，人们送来破损的物件，也常常捎带上一两句生活的牢骚，工作的烦难，孩子的淘气，尹老太太很少接话，只是听着，偶尔点一下头，手里的活计却不停，仿佛那些纷乱的诉说，也成了她手中需要理顺的线头，被她一针一针，妥帖地纳入了绵密的针脚里。

巷子不是没有现代化的裁缝店,玻璃橱窗明亮，挂着时髦的衣裳，可人们还是更愿意来找尹老太太，裁缝店修补的是“物”，而尹老太太的针线里，似乎还缝进了一些别的东西，那是一种被仔细对待的感觉，一种破损之处被尊重、被珍惜的抚慰，她的修补，从不敷衍了事，也从不试图用鲜艳的线去掩盖旧痕，她总是选用最接近原色的线，让修补本身成为物件历史的一部分，坦然、结实，成为一种新的见证。

一个秋日的傍晚,我看到尹老太太在补她自己的一件旧外套，肘部磨得几乎透了光，她并没有从里面衬上一块新布，而是用同色的丝线，以几乎看不见的针法，将那些即将断裂的经纬，一丝一丝地重新连缀、加固，夕阳的余晖给她镀上一层柔和的轮廓，她专注得仿佛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我忽然觉得，她修补的何止是衣物，这条巷子里流逝的时光，磨损的记忆，人与人之间那些细微的磕碰与裂痕，仿佛都在她这日复一日的穿针引线中，被一种沉默而坚韧的力量，悄悄地、不着痕迹地维系着，加固着。

再后来,城市改造的推土机轰鸣声，隐约从巷子另一端传来，人心有些惶惶，谈论的都是赔偿、搬迁与未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离散的气息，像一件巨大的、无形的衣裳，正在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慢慢扯开线头，人们依旧把破了的衣物送到老槐树下，但话少了，眉头结着，尹老太太的话却似乎比往常多了一两句，有时是“这线结实，还能穿好久”，有时是“补补一样用，莫慌”，她手里的针，走得比以往更慢，更稳，每一针都像一个小小的锚点，试图在动荡的时光里，钉住一点熟悉的、结实的东西。

终于,通知下来了，整条巷子下个月清空，那几天，尹老太太的针线筐前格外忙碌，大家拿来修补的，不再是日常的小破损，而是一些压箱底的旧物：孩子第一件穿小的毛衣，结婚时枕过的鸳鸯枕套，老人留下的、袖口已毛边的中山装……仿佛要在最后的时刻，借尹老太太的针线，将那些最重要的情感与记忆，再做一次确认与封存，尹老太太来者不拒，从早坐到晚，竹筐里的线团一个个瘦下去，又一个个补上来，她不说累，只是眼角的皱纹，在穿针时，需要凑得离光更近一些了。

搬迁前最后一天,老槐树下空空荡荡，尹老太太没有出现，她家敞着门，里面已搬空大半，只剩下几件旧家具，那个褪色的针线筐，静静地放在空屋中央的方凳上，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几个颜色各异的线团，每个线团上，都别着一根穿好了线的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亮那些细小的、等待着的针尖，闪烁着星星点点柔和的光，像一场静默的告别，又像一份无言的托付。

巷子最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整齐的绿地和高楼，许多崭新的东西覆盖了旧的痕迹，但我常常想起尹老太太，想起她枯瘦的手指捻动线头的姿态，在这个崇尚崭新、更迭与替代的时代，我们轻易丢弃破损，急于掩盖裂痕，而尹老太太和她那筐针线提醒我们，有些东西是值得修补的，那种修补，不是简单地恢复原状，而是以时间的耐心与手的温度，去接纳残缺，连接断裂，让生命与记忆的织物，在破损之处，生长出更为绵密坚韧的纹理，她沉默的针脚，缝补的是一件衣物，也是一个时代缝隙里，渐渐稀薄的耐心与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