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工作人员因擅自转移密接人员信息被依法处理,这起事件看似只是疫情防控中的一段插曲，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深层困境——当防疫的紧迫性撞上公民隐私的脆弱性，当“工作需要”逾越法律红线，我们该如何守护信息时代的权利边界？

疫情防控是一场全民战争,精准流调、快速隔离离不开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这绝不意味着个人信息可以成为随意流转的“公共资源”，通报中的三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或是“提高效率”的技术冲动，或是“方便工作”的惯性思维——其行为本质上是对法律红线的漠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信息安全，任何未经授权的转移、泄露，都是对公民法定权利的侵害，在防疫的特殊背景下，这种侵害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它可能引发社会恐慌，侵蚀公众对防疫体系的信任基石。

这起事件暴露出部分基层防疫人员法律意识的淡薄与信息伦理的缺失,他们或许未能真正理解，手机里一个个姓名、身份证号、行程轨迹，并非冰冷的数据点，而是承载着人格尊严、生活安宁的隐私核心，防疫的“好心”不能成为逾越法律的理由，工作的“便捷”不能凌驾于权利的保护之上，信息时代的防疫，必须是法治框架下的防疫，任何操作都应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遵循最小必要、目的明确、安全保密的原则。

更深层看,此事警示我们反思疫情防控中的信息管理机制，是否建立了足够坚固的技术防火墙？是否对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员进行了充分的法治与伦理培训？是否构建了贯穿信息收集、存储、使用、销毁全周期的闭环监督？防疫是系统工程，信息安全管理是其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唯有制度严密、执行严格、监督严肃，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避免“防疫破口”从现实世界蔓延至数字空间。

公众的担忧亦不容忽视,每一次信息泄露事件，都在消耗社会宝贵的信任资本，建立信任需要长期努力，而摧毁它可能只需一次失误，处理此类事件必须公开透明、依法依规，以严厉的法律追责彰显保护公民信息的决心，以完善的制度修补回应公众的合理关切。

上海警方此次通报,是一次及时的警示，它告诉我们，疫情防控没有法外之地，公民权利的保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容打折，在科技赋予我们强大防疫工具的同时，法治必须为这些工具的使用划定清晰边界，每一位防疫工作者都应牢记：手中的信息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用于人民，且必须在法律的笼子里运行。

守护疫情下的个人信息,就是守护现代社会的文明底线，只有当我们学会像重视生命安全一样重视信息安全，像精准防控病毒一样精准保护隐私，才能真正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全民防线，在战胜疫情的同时，守护一个尊重权利、值得信赖的数字社会，这起事件应成为一堂深刻的全民法治课，提醒我们在疾行中不忘为何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健康，这其中，必然包括他们免于信息恐惧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