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香港某居民楼内，一只宠物犬的鼻腔和口腔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弱阳性，消息一出，瞬间引爆全球舆论，恐慌迅速蔓延：宠物会成为病毒“培养皿”吗？它们会把病毒传回人类吗？多地出现宠物被遗弃甚至扑杀的悲剧，后续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及多项研究明确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宠物在新冠病毒传播中起到流行病学作用。”那只香港的犬只，极可能只是环境中病毒微粒的被动携带者，这场风波，与其说是科学的警示，不如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未知恐惧下的非理性投射——我们将对病毒的恐惧,转移到了最亲密的动物伙伴身上。

要理解这场误读，必须厘清“冠状病毒”这一概念，冠状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其中一些特定型别确实与宠物健康息息相关，但与引发COVID-19的SARS-CoV-2有本质区别，犬冠状病毒（CCoV）和猫冠状病毒（FCoV）在宠物中已存在数十年，前者可能引起幼犬肠胃炎，后者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变异导致猫传染性腹膜炎（FIP），这些都属于α冠状病毒属，而SARS-CoV-2属于β冠状病毒属，它们之间的差异，堪比人类与鱼类的区别，跨物种传播的屏障极高，世界小动物兽医协会（WSAVA）多次澄清：宠物特有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不会传染给人；而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后，在极罕见情况下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宠物，但宠物通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且将病毒再传回人的风险极低。

疫情中宠物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多项权威研究给出了答案，中国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猫、犬对SARS-CoV-2的易感性很低，且病毒在它们体内复制能力弱，美国疾控中心（CDC）也指出，宠物传播新冠病毒给人类的风险“非常低”，真正的风险，是人类的行为，疫情初期信息混乱时，全球多地出现恐慌性弃宠：上海浦东有猫被从高楼抛下；西班牙有宠物被以“防止感染”之名残忍处决，这些行为非但无助于防控，反而破坏了人与动物间宝贵的信任,制造了更多流浪动物相关的社会与公共卫生问题。

更深层地看，“宠物传播病毒”的恐慌，根植于人类历史上将流行病归咎于“他者”的漫长叙事，从中世纪黑死病爆发时对猫的大规模扑杀（反而加剧了鼠患），到艾滋病流行初期对特定群体的污名化，再到新冠疫情中对特定地域、人群乃至动物的歧视，模式如出一辙，当面对一个无形、难解的威胁时，人类心理急需一个具体、可控的“罪魁”来承载焦虑，朝夕相伴、地位特殊的宠物，在某些时刻便不幸成为了这种恐惧的容器，我们投射的不是病毒,而是自身的无助与恐慌。

疫情是一堂深刻的伦理课，它拷问着社会如何对待生命，科学共识明确指出：保护宠物，就是保护人性的一部分，负责任的做法包括：感染者应避免与宠物亲密接触，可请他人代喂；外出遛狗牵绳，避免与其他动物或人聚集；关注宠物健康，但无需过度消毒其身体，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建立应急机制，将宠物纳入防灾防疫体系,杜绝恐慌性弃养。

疫情终将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不应消退，那些在危机中依然温暖陪伴我们的无言伙伴，不该成为人类恐惧的替罪羊，科学的理性与人性的温情，是驱散迷雾的两盏明灯，当我们学会与不确定性共存，以知识和共情而非恐惧来面对世界时，我们守护的不仅是宠物的安全，更是文明社会的基石——那份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的,对生命的普遍尊重与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