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又有人在做核酸了。”这句曾响彻街头巷尾的日常对话，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却常常伴随着戏谑的表情和嘲讽的语调，曾经维系社会运转的核酸检测点，从庄严的生命防线沦为部分人眼中的行为艺术舞台，这种集体态度的戏剧性反转，不仅折射出我们对灾难记忆的选择性处理,更揭示出后疫情时代社会心理的复杂断层。

嘲讽的背后，首先是一种记忆机制的自我保护，心理学中的“情感预测偏差”理论指出，人们往往高估未来事件的负面情绪强度和持续时间，当大规模核酸检测成为过去，那些排队数小时的焦躁、棉签深入咽喉的不适、等待结果的忐忑，都被时间滤镜柔化，嘲讽，成为切割当下自我与过去苦难的心理工具——通过否定那段经历的重要性，我们试图证明自己已彻底“痊愈”，然而这种切割是粗暴的，它忽略了核酸检测在特定历史时刻的正当性：在病毒肆虐、疫苗尚未普及的至暗时刻，核酸检测是平衡个体自由与公共健康的最优解,是无数医护人员用汗水筑起的科学防线。

更深层地，嘲讽反映了社会对集体创伤的消化困境，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社会戏剧”理论，认为重大危机后社会需要通过仪式过渡到新阶段，然而我们的“解封”来得突然，缺乏一个正式的、集体的告别仪式，那些核酸亭的突然闲置，健康码的瞬间失效，留下了一片意义真空，于是嘲讽成为非正式的“反仪式”，通过戏谑曾经的防疫符号，人们试图重新夺回对生活的叙事权，可问题在于，这种叙事建立在对过去决策的简单否定上，未能理解那些“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艰难抉择。

更值得警惕的是，嘲讽正在制造新的社会裂痕，当一部分人将核酸检测污名化为“盲从”或“怕死”时，他们实际上在构建一种防疫表现的评价体系，那些曾严格配合防疫者，尤其是易感人群和家有老幼者，可能因此承受二次伤害，这种分裂让我们看到，即便面对共同的灾难，不同处境的人群仍可能发展出相互冲突的创伤记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提醒我们，健康的社会需要将创伤记忆转化为联结性的“交往记忆”，而非分裂性的“对立记忆”。

从历史的长镜头看，对防疫措施的重新评价是正常的，1918年大流感后，各国防疫措施也曾遭遇类似质疑，关键在于，这种评价应建立在理解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嘲讽的廉价之处在于它解构了过去的严肃性，却未建构起对未来的深思，那些核酸检测点，曾是一个个微观的抗疫战场，承载着普通人的忍耐、社区工作者的奉献、整个社会的临时契约。

或许，比嘲讽更有意义的，是承认那段经历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同时记住核酸检测带来的不便，也记住它保护的生命；可以反思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也理解决策时的局限，只有当我们的集体记忆足够宽广，能容纳曾经的恐惧、感激、疲惫与希望,才能真正完成这场世纪疫情的消化与告别。

那些被嘲讽的核酸检测记忆，如同社会肌体上的疤痕，它们不美，但证明我们曾受伤、曾抵抗、曾愈合，而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以嘲讽疤痕为荣，而是懂得——每一道疤痕,都是生命继续前行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