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聪不见了。

这个消息像一滴墨，在清晨六点半的家属院里晕开，起初只是门卫老张的嘀咕，很快便爬满了每扇虚掩的防盗门后的耳朵，赵聪，退休三年的高中数学教师，一个像他用了三十年的那只磨光了刻度的木质三角板一样规整的人，每天清晨六点十五分，他准会出现在三号楼下的香樟树旁打太极，白绸衫，黑布鞋，动作比广播体操还要标准一分，可今天，树旁空空荡荡,只有几只麻雀在跳。

寻找从一种默契的骚动开始，菜市场卖豆腐的老孙头说，没见着他来买那板永远切得四四方方的老豆腐，公园里下棋的老李头，盯着对面空了的石凳，觉得今天的“炮”都走得没了章法，电话打到女儿家，女儿的声音在听筒里带着刚被惊醒的懵懂与逐渐扩大的恐慌：“我爸？他昨晚说今天要去……办点事。”办什么事？没说，再问,就只有电流的嗞嗞声。

赵聪的生活，曾是家属院里的一本标准日历，几时晨练，几时买菜，几时读报，几时沿着固定的路线散步，误差从不超过五分钟，他的存在仿佛一种无声的报时，提醒着周遭世界的井然有序，他的“消失”，首先颠覆的不是安全，而是这种令人心安的“秩序”，人们开始下意识地看表，仿佛时间的链条，因缺少了他这个熟悉的齿轮,而发出了可疑的松动声响。

当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介入，调取监控，进行更“现代”的搜寻时，一个奇特的断层出现了，巷口的摄像头拍到他如常出门，走向与菜市场相反的公交站台，他上了一辆陌生的长途汽车，线索到此，几乎戛然而止，他没有用智能手机，没带身份证，那张刷了多年的公交卡，静静地躺在家中的抽屉里，他像是刻意走进了监控世界的盲区,走进了数字记忆的空白地带。

这时，女儿在整理父亲书桌时，于玻璃板下发现了一张压了多年的旧车票，终点站是一个遥远的、谁也没听过的山区县城，票根已发黄，日期是四十年前，一同发现的，还有一本纸张脆硬的日记，里面断续记载着一段与“插队”“知青”相关的青春，和一个频繁出现的名字：“小芳”，日记的最后一页，用迥异于他平日工整字迹的、略显潦草的笔触写着一行字：“该回去看看了，欠一句回答。”

所有的线索，在此刻汇聚、转向，赵聪的“去哪儿”，从一个关于“失踪”的公共安全议题，悄然坍缩为一个极其私人的生命命题，他不是走失了，他是“回去”了，回到一个被数学公式、城市节奏和丈夫父亲角色层层包裹之前的自己那里去，那个自己，或许曾对着青山许诺，或许曾拥有一段未完成的对话，一句未能说出口的“回答”。

我们忽然意识到，在“赵聪”这个稳定的社会符号之下，一直潜藏着一个我们全然陌生的“赵聪”，他的规整，或许是一种极致的自我管理；他的准时，或许是为了封印某个总在滴答作响的回忆，他的消失，不是秩序的崩塌，而是一个被封存已久的灵魂，终于决定破茧而出,去完成一场迟到了四十年的赴约。

寻找的意义变了，民警们仍在尽职地排查车辆信息，家属的担忧也未曾稍减，但旁观的人们，心底却生出一丝复杂的、甚至带点敬意的了然，赵聪去哪儿了？他去了一个只存在于他青春地图上的坐标，去寻觅一段被时代洪流冲散的缘分,去归还一句悬置了半生的言语。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有消息隐约传来，说有人在那个山区县城的老汽车站旧址，看见一个穿着白绸衫的老人，长久地伫立，像在等待一班永远不会到来的车，家属院依旧平静，香樟树下打太极的人换成了老李头，动作有点生涩，人们还是会谈起赵聪,但语气已从焦虑变为一种悠长的感慨。

赵聪去哪儿了？他用自己的离开，为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每一个看似被完整定义的人生，都可能藏着一片浩瀚的、不为人知的内心旷野，而所谓的“失踪”，有时恰恰是一个灵魂，最盛大、最勇敢的归航，他走向的，不是空间的远方，而是时间的深处，是那个我们或许都曾拥有，却最终在标签与履历中，悄悄走失了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