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的北京,槐花正香，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空旷的街道上，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小区门口，手里紧握着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社区开具的离京承诺书，身后是生活了十年的城市，眼前是通往火车站的路，一路畅通，却沉重如山。

这是三年来我第一次在疫情期间离京,朋友圈里，有人晒出被取消的航班订单，有人转发“非必要不出京”的倡议，还有人默默退掉了回家过年的车票，每个在北京经历过疫情的人，都懂得“出京”二字的分量——它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审批之旅。

审批时代：一纸证明的重量

疫情前的北京火车站,人潮永远汹涌，务工者扛着蛇皮袋，学生背着双肩包，游客拖着行李箱，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离开或归来，而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离京需要“过三关”：核酸关、社区关、目的地关，首先是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这在常态化筛查中不算难事，但若遇到突发管控，检测结果延迟几小时，就可能错过重要行程，其次是社区报备，需如实说明离京事由——工作、就医、奔丧，每个理由都要经得起“必要性”的拷问，最后是目的地政策，有的城市要求提前报备，有的强制集中隔离，有的拒接待过中高风险区旅史的人员。

我邻居老周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四月，他父亲病危，申请离京时却被反复询问：“是否确需前往？”“能否线上尽孝？”当他终于拿到证明赶到老家，父亲已说不出话，葬礼后，他在老家隔离了14天，返回北京又隔离7天，一个月时间，只为尽三天孝道。

车站内外：两个世界的交界处

北京西站的安检口成了城市的分界线,内侧是熟悉的北京生活，外侧是充满变数的远方。

候车室里,人们默契地保持着安全距离，一位年轻母亲不停地检查孩子的口罩是否戴好，她的行李中有一半是消毒用品；几个务工模样的男子蹲在角落刷手机，密切关注着家乡的防疫政策变化，电子屏上，偶尔会有车次突然显示“停运”，随之而来的是无奈的叹息。

检票时,工作人员仔细核对每个人的健康码和核酸证明，有个老人的手机网络不畅，码迟迟刷不出来，后面排队的队伍开始躁动，老人急得满头大汗，最终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连上车站WiFi，绿码出现的那一刻，他如释重负的表情让人心酸。

列车启动,驶离北京，窗外的城市天际线渐渐模糊，车厢里异常安静，没有人交谈，没有人饮食，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防护面具下，这趟列车载着的不是归心似箭的游子，而是一群经过严格筛选的“合规离京者”。

出京之后：漂泊与守望

出京不易,返京更难，我的朋友小杨春节前去外地出差，原计划三天往返，却因当地突发疫情滞留两个月，期间他辗转三个城市，住了两家隔离酒店，行李从冬装换到夏装，他说最难受的不是漂泊，而是那种“被故乡拒绝”的失落——北京小区业主群里，有人明确表示不欢迎风险区人员返回。

更多人的选择是“不动”，同事小李已经三年没回东北老家，父母学会视频通话，每年春节都在云端团圆，他说：“不是不想回，是怕回去给家乡添麻烦，也怕回来影响工作。”这种“双向顾虑”成了疫情时期出京者的普遍心态。

数据默默记录着这一切：2022年五一期间，北京铁路、民航、公路省际客运日均客运量较疫情前下降超八成，那些消失的旅程背后，是无数被推迟的团聚、被简化的婚礼、被取消的商务洽谈。

在离别与坚守之间

六月初,我结束行程返京，在社区登记处，工作人员仔细核对我的行程码，温和地说：“回家就好，记得明天做核酸。”

“回家”这个词让我恍神，对疫情中的北京人而言，“家”的概念正在重塑——它可能是物理空间的居所，可能是与亲人相守的时光，也可能只是一个绿码状态下的活动权限。

出京的渴望与归京的忐忑,构成疫情时代特有的情感张力，每一次谨慎的离开，都伴随着对回归的期盼；每一次严格的管控，都寄托着对平安的守护，在这座常住人口超两千万的超大城市里，“动”与“静”成为每个人需要反复权衡的选择。

疫情终将过去,但这段特殊时期的出京记忆会长久留存，它记录了一座城市在危机中的秩序与温度，记录了一群人在困境中的忍耐与坚守，当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地穿梭于北京站熙攘的人流中，或许会想起那个需要一纸证明才能通行的年代，想起那些为了彼此安危而暂别相聚的日子。

因为懂得失去,所以珍惜拥有；因为经历隔离，所以理解相逢，这或许是疫情教给我们最深刻的一课——无论出京与否，守望相助的心从未离开。